千余年来的“扬杜抑李”论，即来源于对李白其人其诗严重的误解和歪曲。甚至，将李白诗歌的艺术风格归纳为“飘逸”，其中未尝不包含着贬意。

李白在后人心目中，实在“飘逸”得太久了。其实，正如陶潜并不那么“静穆”，李白也不那么飘逸。认为李白浑身飘逸、只知“狂醉于花月之间”、甚至“社樱苍生曾不系其心替”，实在是读李集未熟、严重地误解古人而妄立此论。

李白其人其诗，诚如多数评论家所说，十分复杂，充满矛盾。他集儒、释、道、纵横等各家思想于一身，又好击剑任侠，又想弃文就武，又宣扬人生若梦，主张及时行乐、甘酒好色。他多次以孔子自喻，却也多次嘲笑孔子，更看不起“白发死章句”(《嘲鲁儒》)的小儒。

他热衷于学道求仙，而且受过道篆、炼过丹，但他对神仙之事又表示怀疑，而且多次批判唐玄宗迷信神仙。他“遍干诸侯，历抵卿相”，满世界寻求政治出路，却又反复说要隐居，要出世，要去寻找桃花源。李白其人的思想真像一个大杂烩，反映他思想的诗歌也如一团乱麻。

但是，李白其人其诗，复杂性中有他的单纯性，矛盾性中有他的统一性，在他形形色色的思想中有一根巨大的红线贯穿始终，这就是封建盛世激发起来的雄心壮志:要实现伟大的抱负，建立不朽的功勋。一念之贞，终身不渝;欲罢不能，至死方休。在这一点上，他与屈原、杜甫一样，同所有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，他们的一生，其追求政治，如同一场热恋，一场苦恋。只有理解李白这种品格，才能理解他的诗。

李白一生漫游四方，或以为他悠哉游哉，超然飘然，似乎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安乐公子、富贵闲人。其实并非如此。李白的漫游四方，是为了寻找一位荐主、一位能够识拔他这匹千里马的伯乐。寻找一位荐主，方有出头之日，这在当时是一种风气，其作用等同于每年举行的科举考试的重要辅助。

李白诗歌中的出世思想、人生如梦、及时行乐以及种种携妓纵酒行径的表现，都可以作如是观。当然，以上思想的消极作用是明显地存在着的，可以作另一种形式的甄别和剔除，但是，细心的读者应当领会到，在李白寻欢作乐、放浪形骸诗篇的背后，有一个痛苦的悲愤莫名的心灵在。尽管出世的话说过千百次，李白终于没有出世;尽管花前月下寻欢作乐，一醉累月，李白终于没有堕落;尽管他的政治热情往往是高自标置，怀着个人的虚荣，甚至饥不择食，李白终于没有同流合污。这就说明李白其人其诗无论多么复杂，自有他的主心骨。他是一个抱有伟大理想的诗人，富于用世热情的诗人，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极为关心的诗人。李白和杜甫同为唐代最伟大的诗人，其思想的主心骨是相同的，虽然他们的诗歌创作千差万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