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闯王的归宿，数百年来，各种记载和传说扑朔迷离，人各异词。归纳起来，有七种说法：一、死于黔阳罗公山；二、死于辰州九宫山；三、死于通城九宫山；四、死于通山九宫山；五、死于广西峡山；六、死于石门夹山；七、死于平阳。与上述说法相联系，便有了遍布各地的闯王墓。孰真？孰伪？让人莫衷一是。不过，有两种说法所据史料较为翔实，且影响较大，即湖南石门夹山为僧和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遇害两说。而这两说之间争来争去，各执一词，各有所本，故悬案依然未决。

持此说的另一依据是，李自成去当和尚，乃为情势所迫，是为了联明抗清。当时，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的主要敌人，已不是明代统治者，而换成了清统治者。抗清已成为当务之急。联合国内的其他武装力量便也显得举足轻重了。当时可以联合抗清的，只有湖南何腾蛟拥立的唐王朱聿键部，但与何腾谈判，部队必须交何指挥，而何是唐王的宰臣，李自成则是皇帝，这在情理上是难以接受的。况且，李自成逼死了崇祯皇帝，深恐唐王不能谅解。于是，季自成遂采取假死、隐居的做法，巧妙地回避了矛盾，让高氏和李过出面与何腾蛟联合，共同抗清。另外，有不少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，似都可以为“禅隐之说”作佐证。

然而，也有人断定，“禅隐之说”纯粹属于子虚乌有。李自成根本没有出家，奉天玉和尚绝不会是李自成。经查证，奉天玉和尚确有其人，塔铭载，奉天玉曾“历经清要”。何为“清要”？《朝野类要》卷二曰：“职慢位显谓之清，职紧位显谓之要，二者兼之，谓之清要。”李自成则与“清、要”毫无干系，塔铭的作者刘萱为明朝遗臣，他是忠于大明朝的，怎能为农民领袖李自成写铭记功呢？这是无法理解的。况且，1982年冬湖南慈利县新发现的《野佛墓碑》中“久恨权阉”、“也逐寇林”、“方期恢复中原”等词句，亦表明野拂是痛恨宦官的明朝武官。而野拂对奉天玉和尚“事之甚谨说明他们之间关系的密切，同时也说明奉天玉也是明朝遗臣。据查，奉天玉乃是顺治年间从四川到石门县夹山寺的云游和尚，他初到夹山，见古刹破败，便抛头露面、沿门托钵，求乞多方支持，以修复寺庙，若果然是李自成“逃禅隐居”来此，怎能如此不懂得保密呢！

另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认为，湖北省东南部的通山县九宫山，才是真正的李闯王归天处，九宫山以西数十里外的牛迹岭，是真闯王的墓地。这里的闯王墓解放后曾多次维修，并有新建的拱桥、层台、陈列馆等附属建筑，墓后建有“下马亭”，附近还有“落印荡”、“激战坡”等遗址。关于李自成之死，《清世祖实录》载：“被俘贼兵全优言，自成窜走时，携随身步卒20人，为村民所困，不能脱，遂自缢死。因遣素识自成者，往认其尸，尸朽莫辨。”还有的记载说，清顺治二年五月初二（公元1645年5月26日），李自成东征途中转战江南，为清军所挫，折向湖北，兵败单骑脱逃于至此，曾于黄土洞中藏躲，后误入葫芦套，被程九伯手下的寨勇包围，死于钨统之下。湖南大学者王夫之所撰《永历实录》也记载：“五月，自成至九宫山，食绝，自率轻骑野掠，为土人所杀。”这里的“土人”即指程九伯等。程九伯曾因此向清廷请功并获得奖赏。后来程的后人还陆续变卖李自成的宝剑、马鞍、马蹬等遗物。如今九宫山闯王陵的马蹬遗物形制特殊，并刻有永昌年号，可以确认即为闯王所遗。程九伯等杀害李自成之事，在《程氏家谱》、高湖《朱氏宗谱》和顾炎武《明季实录》中也有记载，可证此事不虚。

此外，史料中还有一些“蛛丝马迹”，可以证明李自成确死无疑。如《湖北巡按马兆奎揭贴》和《荆州总兵郑四维揭贴》等材料中，明确指出1645年“闯逆已除”，大顺军余部立李自成之弟为“主”。若李自成未死，另立新主便不可能。而马兆奎和郑四维是清朝直接负责镇压和“招抚”大顺军的官吏，其揭巾之事当可凭信。曾有人怀疑阿济格和何腾蛟两人关于李自成已死的报告，与参加通山战役的清军将领传记所载是基本一致的。应该说也比较可靠。更有说服力的是，在公布李自成的死讯后，史料中再也没有出现李自成活动的记载，而在《明史・堵胤锡传》中，李锦（即李过）称李自成为“先帝”，称高氏为“太后”，也很能说明李自成已经过世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