鲁迅杂文集名释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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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先生的杂文犀利、深刻,一篇篇杂文如匕首、投枪刺向敌人胸膛。其杂文集名,同样反映出了他的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的恨和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爱国之心。

《热风》先生前期杂文集,1925年出版。先生对于当时的黑暗现实颇为不满,写文章进行抨击,“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?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,更谈不到中国的病症究竟如何。”然而“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,我自说我的话,所以称之为《热风》。”

《坟》先生前期杂文集,1926年出版。先生认为“逝去,逝去,一切一切,和光明一同早逝去,在逝去,要逝去棗不过如此,但也为我所十分生愿的”,所以先生将杂文集命名为《坟》,意即将“一切一切”都埋掉。但先生又自认为没有刘伶那中“死便埋我”的放达,“只要是自己的,我有时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,明知不值一文,总不能绝无眷恋。”所以,命名为《坟》也是一种“取巧的掩饰”。

《华盖集》收集先生1925年所作杂文。先生有诗云:“运交华盖欲何求”,华盖运,在和尚是好运,顶有华盖,是成佛作祖之兆。而在凡人则是厄运,华盖在上,人给罩住了,便四处碰壁。1925年,先生因《咬文嚼字》和《青年必读书》而遭到一些所谓学者文人的攻击,先生自称“碰了两个大钉子”,所以先生将这本杂文集命名为《华盖集》。而出版于1926年的《华盖集续编》则是因为“年月改了,情形依旧”。

《而已集》先生1927年所作杂文集,1928年出版。面对反动军阀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,先生既愤恨,又无能为力,“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,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。泪揩了,血消了,屠伯们逍遥复逍遥,用钢刀的,用软刀的。而我只有‘杂感’而已。连‘杂感’也被‘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’时,我于是只有‘而已’而已。”

《三闲集》收集先生1927年至1929年所作杂文三十四篇。1928年,创造社、太阳社和鲁迅之间有过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,成仿吾说鲁迅先生“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”,是一种“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”,“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,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,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,闲暇,第三个闲暇。”所以先生在1932年出版该集时,“编成而名之曰《三闲集》,尚以射仿吾也。”

《二心集》收集先生1930年至1931年所作杂文,1932年出版。1930年,《民国日报》载有署名男儿的文章《文坛上的贰臣传棗鲁迅》,说“鲁迅被共产党屈服”,“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,鲁迅首先列名;所谓左翼作家联盟,鲁迅大作讲演,昔为百炼钢,今为绕指柔”等。而在此之前,亦有人说鲁迅的言动,“都由于莫斯科的命令”。所以先生“仿《三闲集》之例而变其意,拾起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”。来揭示“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,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。”

《伪自由书》1933年上半年,鲁迅用“何家干”的笔名在《申报》的《自由谈》上发表短评,“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,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”,“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”,5月以后便不能发表,先生知道“《自由谈》并非同人杂志”,所谓“‘自由’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”,所以将投给《自由谈》的已刊和未刊的杂文收成集子,称为《伪自由书》,于1933年出版。

《准风月谈》收集先生1933年下半年所作杂文,1934年出版。1933年5月,《自由谈》登出启事:“吁请海内文豪,从兹多谈风月,少发牢骚,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。”鲁迅先生不得不适当改变内容,“谈风月就谈风月吧”,以隐晦曲折的手法来写。这些杂感,表面上是在谈“风月”,实质上是从“风月”来映出“风云”,所言者小,所见者大。因此先生称之为《准风月谈》。

《南腔北调集》1933年1月上海《出版消息》发表了署名为美子的一篇文章,其中写到鲁迅说:“鲁迅很喜欢演说,只是有些口吃,并且是‘南腔北调’,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。”先生自己说:“真的,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,不会打响亮的京腔,不入调,不入流,实在是南腔北调。”所以先生将1934年3月出版的这个集子命名为《南腔北调集》,是一种自嘲,更是对美子的嘲讽。

《且介亭杂文》1935年,先生在上海“越界筑路”区域棗即“半租界”棗收集1934年所作杂文,命名为《且介亭杂文》,“且介”即取“租界”二字各一半而成,意喻中国的主权只剩下一半。后又有《且介亭二编》、《且介亭末编》。

《花边文学》收集先生1934年所作杂文,1936年出版。作者在该集的序言中对于命名原由作了解释:“(一)因为这类短评,在报纸上登出来的时候,往往围绕一圈花边,以示重要;(二)因为‘花边’也是银元的别名,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,其实并无足取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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