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格源于人的气质与素养，很多作家都用自己的风格。

刘勰《文心雕龙·议对》云：“汉世善驳，则应劭为首；晋代能议，则傅咸为宗。然仲瑗博古而铨贯以叙，长虞识治而属辞枝繁。至陆机断议，亦有锋颖而腴辞弗剪，颇累文骨，亦各有美，风格存焉”。

议对为最高决策者提出建议和对策，事关政治而不离文学，因为“善驳”、“能议”需要学识与文采。应劭字仲瑗，笃学博览，撰《风俗通》，文虽不典，后世服其治闻。傅咸字长虞，刚简有大节，好属文，庾纯尝叹曰：“长虞之文近乎诗作矣”。刘勰举应劭、傅咸、陆机三人在议对上的不同风格为例，特别指出：“亦各有美，风格存焉”。由此可知，风格是不同特色之美。例如，苏东坡“大江东去”和柳永“杨柳岸晓风残月”是两种不同风格，具有不同特色之美，前者豪放，后者婉约。

司空图《二十四诗品》不以优劣论诗，而以风格分品，盖各有所美也。

风格源于人的气质与素养，因见诸文字，亦与文体有关。陆机《文赋》云：“诗缘情而绮靡，赋体物而浏亮，碑披文以相质，诔缠绵而凄怆，铭博约而温润，箴顿挫而清壮，颂优游以彬蔚，论精微而朗畅，奏平彻以闲雅，说炜晔而谲诳”。不同文体有不同艺术特色。

我国历来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，认为文章是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。就文体而言，不同的文体结构各有不同的社会功能。“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”。兴、观、群、怨，是诗的社会功能。词与曲，按本义当然与音乐、戏剧的演出有关。骈文，特别是四六，常用于制诰、表、奏、檄文，以便宣读。文体结构与社会功能最终统一、体现于风格之美。

公开标志风格是对联文体特色。两行对仗，最适合标志主题风格。在斋室标志个人旨趣，在厅堂标志共同理想，在祠庙标志先哲风范，在景点标志观赏价值，在商店标志经营特色。

除第1章已举曹雪芹《红楼梦》第5回两副对联作为经典论据外，再举一例为证。

●郭沫若题蒲松龄故居

写鬼写妖，高人一等

刺贪刺虐，入骨三分

仅用十六字，准确、生动地传达了《聊斋》风格，尖锐泼辣，淋漓尽致，成为蒲松龄故居的标志。此联虽为44格（两个四言句组成的八言联）而不用自对，风格骤变。

总结：在公开宣传自己，推销自己这个意义上，对联类似广告。但广告以赢利为目的，对联以审美为归宿。这是对联与广告的本质区别。